——关于“渔雁文化”的探究

新船下坞。 赵振民摄

2007年的二界沟镇。 宗树兴摄

补网。 夏建国摄

二界沟地秧歌2016年展演。 张良军摄

二界沟虾油虾酱制作。 夏建国摄

千舟竞发。 宗树兴摄

“渔雁文化”本末

盘锦市海岸线长124.15公里，为淤泥质平原海岸，本地也称“宝泥滩”。富饶的辽河口渔场吸引鱼群来此排卵甩籽。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关内的打鱼人顺着沿海的水陆边缘，追寻着洄游的鱼群和泥质的滩涂，捕鱼捞虾，挖蛤采螺。冬天封河罢海之前再返回各自的家乡。年复一年，周而复始，逐渐形成人类于谋生过程中所孕育的一种文化形态，即“渔雁文化”，其准确起源无处寻迹。但凡规模捕捞均需渔船和网具，船，作为一种古老而重要的工具，是贯穿盘锦历史的重要文化载体之一。延着船的历史进程，可窥视到“渔雁文化”的沿革。

远古至秦，河口多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河口捡食贝蟹要简单于渔猎和农耕等方式，可臆断为“渔雁文化”的雏形期。“舜时，息慎氏朝，贡弓矢”，商周时的肃慎国已然使用弓箭、独木舟（清称“威呼”）。随着木筏、独木舟的出现和使用，“渔雁文化”必然开启行程。秦至唐代，秦本境为辽东郡属地。辽东郡下设18个县，其中房县治所于今大洼区境内。本境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渗透，渔业行为仍不是主流农业，加之这一时期盘锦域内战事频发，“渔雁文化”缓慢推进。宋代至明末，源于铁制工具的使用，渔业发展迅速。辽以“渔盐镔铁之便利”与南宋对峙，并在辽河西岸、天津静海、黄河沿岸设置造船场所三处，专门制造楼船，用于军事活动。《盘锦市志（工业卷）》第二章记载：“1508年，双台子河口地震，渔村荒废。”可推断出在明正德三年之前，此地具备村落文明，说明“渔雁文化”已经孕育成型。清代至辛亥革命，明末清初造船业处于世界顶峰，朝廷却对沿海渔民实施严厉的渔禁政策，雍正时清史记“沿海穷民多以采捕为主，非深水大洋不能得鱼鲜。”应该说，渔禁制度加速了沿海“穷民”的流动，使明清时期渔民的迁徙成为必然。中华民国至新中国成立，渔业一直为本地农业的重要补充。据志书记载：民国初期，辽河上的帆船近两万艘。20世纪30年代仅盘山境内有航船商22家，辽河口真正做到“沟通南北、吐纳东西”。巨大的渔业利润吸引各地的渔雁聚集本境，1930年，二界沟有网铺30家，海里捞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经的渔雁多数定居于二界沟等地，渔雁式捕捞逐渐减少，偶尔有家眷船出现在渔港。

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国家“七五”重点科研攻关项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的乌丙安先生带领调研团队扎根二界沟镇，针对当地海洋口头文学开展调研，渔雁部落引起团队的关注，将他们承载的口头文学系统收录进《集成》，为辽河入海口总结了珍贵的文化记忆。2006年，古渔雁民间故事被国务院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随着申遗时代的到来，省内外专家、学者、媒体均用“渔雁”来概括这一特殊的打鱼群体。2014年初，《辽宁地域文化通览（盘锦卷）》书成，经省编审组认可，渔雁与辽河、帆船、渔猎等文化群落构成盘锦地域文化横向“亮点”。2016年，省文史研究馆来盘调研，给予辽河口文化“成功、成型、成立”的评价，并充分认可“渔雁文化”为辽河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盘锦市人民政府印发《盘锦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将辽河口文化单节表述，并对“渔雁文化”远景设计谋划，标志“渔雁文化”正式成为盘锦文化构成。

“渔雁文化”构成

物质文化是凝固的历史，承载着渔雁的生产生活记忆，他们以遗址、空间、实物等形式留存至今，记录一代代渔雁群体的历史进程，是渔雁乃至盘锦文脉的见证。依据本市考古发现，盘锦境内辽东湾岸畔迎纳渔雁的场所，历史上至少有三处。一是沟北遗址，位于二界沟沟北，遗址区为边长300余米的正方形，由多块台地组成。文化层外露，最厚处深达4米，层内夹杂着大量贝壳、明清两代的生活类陶器和瓷器残片等。二是老坨子遗址，位于二界沟西北的老坨子半岛，由几个相连的小台地构成，俗称“蛤蚓岗”。三是霸王庙遗址，位于二界沟东北5公里处。考古资料显示，上述三处遗址均属渔村形态，史上都曾是关内外渔民的落脚点和聚集地。三者均从明代开始，并延续到清代、民国，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才彻底荒废，现今渔雁主要聚集在大洼区二界沟街道海兴、海隆社区。1933年《营口县志》如是记载：“省内产鱼区域所在，皆是营口附近之地”“而县境西北二界沟一带产殖尤繁，其地有南北大沟一道，沟东属营口县界沟，西属盘山县界，故名曰二界沟。境内网铺达二三十家，每家有大型渔船一艘二艘不等。”所谓网铺，即可以织网补网、加工销售海产品、停船的船坞，足见二界沟渔业鼎盛一时。目前，海兴社区仍保留有305米的码头旧址。据调研，现盘锦远航船厂为沟南永发号网铺旧址，老渔民也称“大永发”，2018年获评第二批“辽宁老字号”。随着时代发展，网铺的功能逐渐分解，从最初的垄断式经营，细化成各自产业结构，散布于码头及村落，相关文化也随之发生巨变。

近年来，随着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的加强，一些渔民认识到渔俗文物的价值，提前着手收集相关实物，并成立展馆。已故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则亭建立辽河口古渔雁文化遗产博物馆，利用自家房屋，自费收藏陈列古渔雁相关的生活器具、捕捞工具、铁锚、樯桩等渔俗实物千余件。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兴华建立辽河口排船博物馆，收藏有明梓木椗（锚）、铁锚、舵杆5件，“门锭子、燕飞、牛船、扒网槽子、连环载、架子网船、樯张网船、宝渔网船”等老旧木船及老构件，各种渔业捕捞工具上百件，排船木匠工具、捻匠工具、铁匠工具200余件，顶船、拉船工具几十件。值得一提的是，明梓木椗（锚）由渔民在近海捕捞所得，为国内现存较为完整的三个明代木锚之一，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另外，民营企业收集了大量的旧渔船和实物，分散在景区、宾馆、民俗馆，亦是对渔雁记忆的保留和佐证。

2006年，古渔雁民间故事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随着申遗时代的到来，一批辽东湾海洋特色浓郁的文化形式被抢救保护起来。截至目前，全市各级名录中海洋非遗共计9项，已然形成文化群落，与蓝色海洋和谐共生、协调发展。比如，传统音乐有市级非遗二界沟渔家号子，是二界沟当地渔民劳作时唱喊的号子，因为旧时渔民劳动强度大，号子可以使渔民们在繁重的劳作中，做到步调一致，形成合力。传统舞蹈有二界沟地秧歌，学术界也称海上漂来的秧歌，系河北大秧歌的流传及演变，形成独有的渔雁舞蹈。传统技艺主要有排船、虾油虾酱制作、渔家菜制作、海产品加工几种。其中，二界沟排船制作技艺、二界沟郭氏虾油虾酱制作技艺、辽河口渔家菜特色食材制作技艺及习俗已经由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另有二界沟滑樯式风船使用技艺、辽河口海泥土陶，曾在历史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此类传统技艺在二界沟具有较高的群众基础，与当地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依靠口传身授世代传承至今，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特殊的地理历史人文元素，孕育出二界沟不同于内陆及其他沿海区域的民俗习惯，且自成体系。民居方面，仍保留着大量北方地区囤顶硬山式民居，用于抵御冬季的寒风及冰冷，房前有院，鲜有菜园，大多用于渔具存放和海产品晾晒。饮食方面，流行有“啥好吃啥儿、有啥吃啥儿”的顺口溜，也就是以海洋时令食材为主，处于靠海吃海的状态。出行方面，二界沟处于“三面水一面天，一条土路朝东边”的地理环境中，陆路状态大为改观，相关海产品上岸会第一时间加工保存运输，蓝色粮仓已然享誉境内。渔事活动方面，囊括很多当地的习俗，主要有上坞、下坞、造船、祭海、赶海、补网、海产品销售、方言、祭龙王等。在重要渔事活动中开展民俗活动，形式相对简单质朴，并且借鉴了内陆地区风俗习惯，比如放鞭炮、请客吃饭等，凡涉及与海与船相关的活动，大多重视不能忽略。历史上渔业捕捞利润较高，会带动周边窖冰、海盐、苇编、渔具等产业配套，现今依然如此，只是略有微调。

作为千百年来从事迁徙渔捞这一特殊生计群体，“渔雁”们或迁徙、或定居，他们所承载的原始渔猎文化也在当地传承开来。他们所携带的文化形式，与当地渔民的生产、生活、习俗传统以及渔船网具等捕捞工具的发明创造相生相伴，密切关联。依托海兴、海隆渔村、天然渔港等文化空间得以留存。

“渔雁文化”之我见

世间本无一成不变的事与物，“渔雁文化”也是如此，其变化的速度要远超其他地域文化形式，主要原因是海退岸堆。辽东湾湾底儿沿岸有众多的入海河流，河流所携带的泥沙物质在河口及沿海堆积，同时使海岸线不断向外推移。以辽河入海口为例，据《汉书·地理志》《契丹国志》等史书记载，汉唐之时，辽河下游在辽阳附近的小北河，纳浑河与太子河南流，到海城（距现海岸线61公里）附近入海；至宋辽之际，西迁至牛庄（距现海岸线38公里）一带；至元明，又西迁到营口西郊；现今，已经摆动到盘山县西。这一现象不排除人力对入海河道的改造，但辽东湾海岸线向海延伸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随着海岸线变化，沿海渔村也必然变迁。在历史的更迭中，其文化功能也会随之巨变，侧面证明“渔雁文化”不是偏居一隅，其文化层随着水陆边缘变化，跳跃式叠加演进。

特殊的地理历史人文元素，孕育出二界沟不同于内陆及其他沿海区域、独具鲜明特性和独特内涵的海洋文化。一是杂糅性。历史上辽东湾是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唯一海上运输要塞，渔场肥沃和商贸繁荣吸引各地渔民来此，加上曾经的关东大移民、特有的迁徙式捕捞方式等，各地渔民作为无形文化的载体，在辽东湾繁衍生息，使诸多外来文化在此地杂糅，进而演变出独特的文化形式。二是立体性。辽东湾渔民至今仍然保持“靠海吃海”的生产生活状态，相互交融、相互依存，形成有机整体，立体展现本地海洋文化。三是粗线条。辽东湾沿海地区的文化形式与当地渔民性格极其相似，纯粹而质朴，属于粗线条。旧时，渔村与内陆交通不便，相对闭塞，常年与海打交道的渔民所承载的文化形式更加实用直接。

“渔雁文化”是“闯关东”珍贵的原生态文化遗存，承载着人们的闯创精神，发挥着文化创造力的开拓精神，为东北亚地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坐标。时至今日，依然展示渔民征服海洋、崇拜海洋、感恩海洋的生活方式及态度。辽东湾湾底儿是中国最北海，湾底儿的举措和做法直接牵动整条海岸线。在全省新一轮海洋强省建设节点上，我们要把握机遇，合理利用“渔雁文化”这一成型标识，充分展示辽东湾沿海地区的历史文化魅力，赓续城市文脉，夯实海洋强省文化底蕴。